南京大屠杀:我们纵使选择原谅当年的暴行,但

2019-11-17 作者:党史故事   |   浏览(131)

原标题:抗日战争,中国难民逃亡路上最恐怖的是什么

桂柳会战之后,日军兵锋直指西南,企图攻入重庆,迫使中国投降。由于作战失误,大量难民和溃兵从广西退往贵州,史称桂黔大溃败。70年前的那场大溃败究竟有多狼狈?有多惨烈?翻开发黄的卷宗档案,我们找到了一个参谋长曹福谦...

出于日本民族“男尊女卑”的民族心理以及日本对于中国人的蔑视,日军攻占南京之后,大量强奸妇女,并通过各种惨绝人寰的方式虐杀中国妇女,上至老妪,下至幼女。其行为之残忍,远远超过德军的性暴行 。金女大主要收容女难民,因此魏特琳看到并记录下了许多日军的性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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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气蒙蒙而又湿漉漉的公路上挤满了老年妇女、儿童、各种各样的士兵、大车、独轮车以及黄包车。

桂柳会战之后,日军兵锋直指西南,企图攻入重庆,迫使中国投降。由于作战失误,大量难民和溃兵从广西退往贵州,史称桂黔大溃败。70年前的那场大溃败究竟有多狼狈?有多惨烈?翻开发黄的卷宗档案,我们找到了一个参谋长曹福谦的记录,这段记录读来令人痛心、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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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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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衡阳陷落之后,日军大举西进,企图取道广西打下重庆,迫使中国投降。9月,日军主力从衡阳进攻广西,桂林的全州县首当其冲,防守这一重镇的是国民革命军第93军。早在日军攻占衡阳之前,第93军就从四川綦江出发赶往全州布防,防止日军南窜。第93军固守全州,源于军长陈牧农接到驻柳州的总指挥张发奎的口头命令。由于张发奎下的是口头命令未有正式文书,因此在固守全州这一战略上并未有具体的计划。陈牧农当时听从了部下两个师长马叔明、王声溢的意见,误解为固守全州不仅仅是守卫全州城池,而是固守整个全州县境。因此在日军窜入全州县境之后,陈牧农部并未死守全州城池,只做象征性地抵抗之后,就将部队撤出城郊三十多里外。撤退之前还放了把大火,将全州烧了13个昼夜。

魏特琳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30多万同胞在侵华日军的屠杀中遇难,时至今日,已整整80年!见证者正在逝去,下面这些照片、数字和背后的故事,是我们不能忘的历史!今天,铭记历史,祈愿和平!

身穿半现代化丝绸衣裙与凉鞋的小巧玲珑的中国女孩;在长木棍的帮助下保持平衡并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踉跄而行的缠足老妇;偶尔出现的老年男人;乘坐黄包车的富商的妻子;麻木而又步履沉重的村姑;浑身湿透却在这条中国人建立的漫长的逃难之路上显得无动于衷的小孩;坐在沉重的木轮牛车上的整个家庭,这些大车由一些难以想象的家畜的组合牵引着,他们那点可怜的家当与他们身旁疾行而过的士兵的装备混杂在一起;婴儿则被放置在有着很小的轮子的木箱里,或者背在走路踉踉跄跄的较大一点孩子的后背上,偶尔也有身体强健的农夫驾着装得满满的巨大的独轮车车辕,他们所剩无几的驴子或是妻子及孩子在前面奋力拉着车子,所有这些人都与正在撤退的中国军队难以区别地混杂在一起。

陈牧农的93军撤出全州城池后,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夺取了桂北重镇全州。由此,湖南通广西的大门被日军轻易打开,广西全省各城市为之震动。全州战略地位相当重要,为国军西南补给基地,堆积了枪支、弹药、大炮、机枪、衣服等大量仓库,以及美军飞机的汽油、物资,还有杜聿明第5军坦克部队的补给物资、机器零件等都在全州。陈牧农的一撤一烧,将这些物资损失得干干净净,不少物资落入日军手里。陈牧农丢失重镇,而且丢得太快,导致从浙江、江西、广东、湖南逃难而来的老百姓没有一丝歇息、喘气的机会,又不得不拖男带女、扶老携幼继续往西跑。陈牧农部轻易丢掉全州,还打乱了桂林城防守计划,导致桂林布防来不及做好应对。张发奎于是将陈牧农逮捕,交给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以擅离职守,临阵脱逃罪就地枪决。

南京沦陷的前两天,魏特琳就听闻了许多年轻妇女被强奸的消息。12月15日开始,魏特琳在日记中连续几天都记录下了妇女们惊慌地涌入金女大的情景:

1937年12月13日

尽管国民政府设立了难民救济机构,但所能提供的帮助杯水车薪。

枪毙一个陈牧农解决不了问题,被打乱了的部署与计划在日军的猛攻之下分崩离析。日军一路南下追击,守城部队一路撤退,不少从外省逃难至此的百姓走不动落在后面,成批成伙地被日军抓着集体枪杀了。日军从全州南下,沿途皆有被杀的难民倒在路边、沟坎下,目之所及,惨不忍睹。逃难的人群汇聚成“人流”,挨挨挤挤,肩并肩日夜不停地向前蠕动,如同一条巨大的爬虫。人人都直着脖子往前蠕动,到底走到哪里,谁也不知道,只管向前移动就是了。

12月15日“除了中午吃饭外,从早上8时30分到晚上6时,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拥入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恐怖。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

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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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逃难之人实在太多,一些走不动的人横卧在公路中间,后边的人就踩在倒下去的人身上走过,不少人就这样被踩死。有时候一些倒下的人绊倒了一个人,后面就会倒下一大片。由于长途跋涉,缺吃少喝,一些难民的脚肿得很大,只能用破棉花包着,左右摇摆,步履蹒跚着向前走去。在路上,被饿死的大人小孩的尸体堆在路边,肚子膨胀得像一面鼓,倒下的父亲不能照顾儿子,丈夫无法照料妻子。前边走的人死了倒下去,后边来的人还是踏在死人身上,仍然继续走,绝没有人叹一口气或问一声“是怎样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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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对我同胞实施

最为恐怖的是日军的追杀。

由于守军仓皇撤退,将汽车沿途烧毁,被毁的汽车如死乌龟一样,一辆接一辆趴在那里不能动,长达数十里路之远。公路上及公路两边堆积了大量的公私财物,古玩玉器、文玩字画、明清楠木家具还有钟表银碗等等实在太多,只要你有力气就尽量拿,没有人会管你,因为这些东西多得拿不完。甚至在路上,只要你有力气就可以带上几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当老婆。但在众人都只顾逃命的路上,这些金银玉器和美女都成了拖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下一秒会死在哪里。抵抗没有计划,撤退没有秩序,日军未到就将道路堵塞,导致大量难民死伤。如此撤退已经不能叫撤退,叫做溃败。因而史称“桂黔大溃败”,逃难的人群、撤退的部队纷纷往贵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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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

难民是最没有抵抗能力的一群。成千上万的难民被日军追上,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驱赶到一起集体屠杀。

桂黔大溃败后,第97军奉命从重庆调往广西增援,曹福谦作为第166师的参谋长随同部队一路南下作战。但是军委会只给命令不给汽车运兵,甚至连笨重的物资和给养,还得靠士兵亲自背着行军。当时的97军士兵连一双草鞋都没有发,大部分士兵光着脚走路,这样的部队如何赶去十万火急的广西增援?行军到一半路程,曹福谦看到166师特务连的一个士兵睡在公路上不走了,曹福谦喝令士兵迅速站起来走。但是这个士兵哭着告诉曹福谦:“参谋长,我真的走不动了,我的双脚都是血,给我一双草鞋吧,我能跟上部队!”

魏特琳保护学生

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

乘坐火车的难民认为可能不会被日军追上,但是在铁路沿线或是在列车站台,天上是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地面上是日军官兵的突然而至。

曹福谦看到这个士兵的双脚果然肿得很大,而且鲜血过着泥土已经变成了黑色,曹福谦心中莫名悲痛,这是什么国家?这打的哪门子仗?曹福谦将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这个士兵穿上,让他休息下继续赶上部队。当天晚上,曹福谦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师长王之宇,王师长也没有办法,只能摇头叹息。第97军整整走了20天才从重庆赶到贵阳,随后又奉命赶往都匀,到了都匀后又到独山,到了独山又到金城江。好在部队在遵义、贵阳、都匀、独山一带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援,这些地方的百姓虽然都很穷困,但都将家里吃的、穿的拿出来慰劳97军,全军官兵深受感动,不少士兵含着泪吃下了送来的玉米饼。

12月17日“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男人们被日军视为泄愤的对象,劫掠财物之后,多数被当作活人靶子用以训练刚从日本国内来到中国战场的新兵。

不久后,军长陈素农命令曹福谦率领166师作为先头部队进入广西,曹福谦有13年的军旅生涯,在军中威望很高,而且很有战斗经验。曹福谦作为先头部队迅速南下,于10月25日抵达了金城江。在金城江,曹福谦看到连接黔桂的主公路上挤满了蠕动的人群,溃败的士兵与老百姓混杂在一起,各军、师、团、营无法联系,张发奎的长官部也乱纷纷地往下撤,混乱不堪。曹福谦很快就与张发奎见了面,张发奎让曹福谦去金城江以北、南丹以南之间的山口——大山堂布防,于是曹福谦又带领166师去了大山塘。11月24日,溃退的守军与难民依然日夜不断地往山上公路冲来,向贵州界内逃难。在逃难的军民中间,汉奸、间谍混杂其间,使人无法清查辨别。曹福谦指挥全师迅速修筑工事,阻击来犯之敌。工事修了才半天时间,阵地左边的第46军就乱哄哄地撤了下来。张发奎下令让曹福谦缴了46军溃兵的枪,但曹福谦没有办。因为第46军毕竟是友军,一旦发起内讧,只能便宜了日本人。而且张发奎总是耍这一套,下命令总是口头下,事后出了事情又翻脸不承认,陈牧农的死就是这样的例子。

12月18日“一大早,神情惊恐的妇女、年轻的姑娘和孩子就潮水般涌进来。”

30多万人惨遭杀戮

难民中的女人和儿童境遇最为悲惨。她们跌跌撞撞地走在漫长的逃难路上,满面尘灰,衣衫褴褛,饥渴难耐,在日军的追杀中惶恐不知所措,女人于绝境中与孩子失散,然后在日军残暴的侮辱下,不是痛苦中死去便是精神失常地呼号。

由于日军先头部队混杂在逃难的百姓中,混入的鬼子越来越多。第166师守在第一线的一个连长见日军就要冲了过来,于是忍痛下令朝逃难的人群开枪,日军便衣队被打死不少,剩余鬼子不得不离开逃难的人群,但这一阵机枪扫射,也打死了不少无辜的百姓。当时情势所逼,真的是无可奈何。

12月19日“今天又有大批惊恐万状的妇女和年轻姑娘拥入校园。昨晚又是一个恐怖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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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苦难的大地。

在大山塘山下的公路中有一座大桥,上面是钢筋木材的建筑,桥墩用水泥制成,长度约为二百五十多公尺。为了阻止日军过桥,必须要将大桥炸毁。11月23日炸桥时,士兵们对逃难的人群大喊“不要过桥!要炸桥了!”重复喊了几十次,但逃难的人群听了之后依然不慌不忙地走过来,他们饥饿疲惫不堪,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根本止不住。张发奎见状不耐烦了,对曹福谦说道:“丢他妈的!不管啦!你们炸了算啦!”由于日军主力迫近,若不炸桥后果将难以预料,于是不得不下令炸桥。一声巨响之后,大桥和五六百名老百姓一起被炸翻,滚落下了山谷之中,惨绝人寰。

四次记录中,“恐怖之夜”一词出现了三次,日军的疯狂行径可见一斑。连续几天难民的大量涌入,使得金女大人满为患,据《程瑞芳日记》记载,12月18日那天校园里已经约有九千人了,而之前根据住所预算的容纳人数仅为二千七百人。 在这种情况下,魏特琳不得不多次劝说年龄稍大一些的妇女回家,以便腾出地方给年轻未婚的女子。但是惊恐的难民仍然源源不断地赶来,她们下跪请求魏特琳收留,哪怕只是草坪上一个能坐的位置。 从难民们的表现来看,也能感受到日军性暴行的恐怖,对于她们来说,金女大就是人间地狱中的天堂。

这一残暴行径,铁证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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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桥之后,日军先头部队开始发起进攻,曹福谦和师长王之宇指挥3个团与日军展开激战。激战一直持续了4天4夜,最后日军一个大队翻过大山绕到了第498团的阵地后方,袭击了南丹的指挥所。军长下令组织各部收缩战线,步步阻击日军,并相机后撤。曹福谦率领第166师一直打到第4天晚上,才奉命从南丹向北撤退。在南丹火车站,曹福谦见到了军长陈素农,军长说第二天就要撤出南丹,但忘了说部队撤出南丹之后去哪里。军长走后,曹福谦只得率领第166师一边打一边撤,掩护部分老百姓退入贵州。一直退了500里,抵达贵阳时才找到了军部。曹福谦在贵阳没有找到军长,因为他已经被汤恩伯软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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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

有史料粗略地统计过,仅至一九三八年底,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国难民总数达到八千万以上。

日军一路追击,汤恩伯在贵阳组织兵力准备与日军在黔南决战,但由于日军突入贵州的兵力只有一个旅团,而且战线过长、贵州山高路陡,日军在独山一带烧杀之后又沿路返回广西,并未继续追击。由此,桂黔大溃败至此结束。40年后,曹福谦将这段经历写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段惨烈的历史。如今70多年过去,但曹福谦的记录读来依然令人触目惊心,大溃败的混乱、无序,军队的节节败退、百姓的流离失所、日军的残暴,这一幕幕读来真是令人泪目,令人心痛。

魏特琳与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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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性并不愿意迁移的人们,之所以背井离乡,之所以成为难民,是因为不愿意接受日本人发放的那张“良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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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地狱中的天堂也是岌岌可危的。事实上,即便进入金女大,妇女们的安全仍然无法得到完全的保障。日军正式入城后,很快便觊觎上了金女大这块“乐土”,金女大几乎每天都会遭到日本士兵的不断骚扰,“在这整整10天里,如果不是更多,也至少有10至20股日军每天进入校园;有一些从前面进来,但更多的是打破边门或从后门进来,或是跳墙进来” 。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关于日军在金女大实施性暴行的案例,最早的记录于1937年12月17日,最晚的记录于1938年2月14日 ,可见持续的时间非常长,而这还仅仅是魏特琳所记录下的。这些案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类是日军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施暴,一类是分散的无组织的日本士兵的个人行为。” 第一类集体施暴相对较少,最让魏特琳头疼的还是第二类个人施暴。日本士兵或假借搜查之名,或偷偷摸摸溜进,或直接明目张胆地提出要求,想尽一切办法进入校园骚扰、劫掠妇女,偶尔还有日军长官装模做样地前来视察。

南京三岁儿童被日军枪杀(选自1938年7月版《日寇暴行实录》)

他们可以在沦陷区当被统治者,但是他们选择了抗争,作为手无寸铁的一群人,他们抗争的方式是远走他乡。

本文作者:施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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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研究生 萧宸轩

南京市民被日军捆绑用刺刀刺杀,血流满面(选自傅润华:《抗战建国大画史》,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

责任编辑: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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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南京以中国青年作活靶练习刺杀(选自傅润华:《抗战建国大画史》,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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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青年被日军砍杀的惨景(选自江苏古籍出版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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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集体屠杀的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和南京市民的尸体(选自江苏古籍出版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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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将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军人反绑双臂、集体杀戮后掷入一水池中。这是被杀后的血池,此池中尸体达300余具(选自1938年7月版《日寇暴行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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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将被俘的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用绳捆绑后,押赴郊外集体枪杀(选自1938年2月26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

亲历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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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拉贝日记》

1937年至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期间,德国人约翰·拉贝和十几位外国籍人士奔走呼号,奋不顾身阻止暴行。1937年12月,他们发起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为约25万中国难民提供暂时避难场所。拉贝在此期间写下了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日记——《拉贝日记》。

1937年12月12日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

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子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完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

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旮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

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纳粹党旗下面,那是为防日本飞机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

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里安置了30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1937年12月14日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到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日本人每10人到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

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估计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斯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的圣公会在太平路上的英国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都被砸开并洗劫一空。

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拿走福斯特的自行车,见到福斯特和我们,他们愣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我们拦住了一个日本巡逻队,向他们指出这里是美国人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并不理睬我们。

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到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

我们安置伤兵的外交部已经不允许我们进去,中国医护人员也不许离开。我们成功地抢在日军下手之前,将一批125名中国难民迅速地安置在空房子里。韩先生说,他家隔壁的一所房子里有3个十四五岁的姑娘被抢走了。

贝茨博士报告说,甚至连安置在安全区内房子里的难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被抢走了,就连仅剩的1元钱也逃不出闯入者的手心……

城市的许多地方出现了饥荒,我们用自己的私人汽车给司法部大楼送去了成袋成袋的米,因为那里有好几百人正在挨饿。外交部里的人和那些伤员靠什么活下来,对我来讲简直是个谜。

在我们总部的院子里,有7个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最后终于被救护车送到了鼓楼医院。重伤员中有一个约10岁的男孩,他的小腿被子弹击中,连发出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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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女子学院教职員合影左四为魏特琳

魏特琳是美国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的成员,1912年被派往中国。她致力于在中国推广女子教育。她在合肥建立女校,又在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以后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增设教育行政管理课程,培养女中的教师和行政管理人才。

1937年8月15日,日寇轰炸南京时,为了应付紧急事件,吴贻芳校长成立了紧急委员会,日寇攻占南京前夕,魏特琳留守学校,任代理校长,建立金女大难民所。

南京大屠杀结束后,由于长期劳累和过度的精神压力,魏特琳患了严重的忧郁症。1941年5月14日是魏特琳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这位一向坚强倔强的女性却选择了打开厨房的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

(12月24日)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慰安妇”。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12月17日)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1938年1月28日)“今天又有这样的事发生,一个39岁的妇女被5个日本兵强奸,一个57岁的妇女被两个日本兵调戏。”“妇女们是不愿意轻易地告诉我这些事的,因为她们觉得这是最耻辱的事,怎能叫年轻的女孩回家。今天每逢我穿过校园,又有一群又一群的人聚在一块,求我设法让她们留下来,我的心真为她们痛苦。”

“上帝,求求您保佑我们的孩子吧!”

——节选自《魏特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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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年近九旬的程瑞芳(左)

《程瑞芳日记》——唯一一份中国人实时记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日记原件。从1937年12月8号到1938年3月1号的84个日夜里,程瑞芳记录下南京城这段凄风苦雨的岁月;3万字的日记里,记载了她与美国人魏特琳、中国人陈斐然组成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的工作过程,以及日军在此的犯罪暴行。

抗战胜利后,她远赴日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她列举了亲眼看到的日军在校园里强奸、抢劫、杀人的种种证据,控诉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12月14日,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里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

“12月17日,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今晚拖去11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

“12月18日,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

——选自《程瑞芳日记》

12月19日。城南烧了不少的房子,每日晚上烧。这些难民真可怜,有的家烧了,有的丈夫被日兵杀了,有的被日兵拖去了不知生死,哭的哭,叫的叫,惨不堪言。二百号张司夫〔师傅〕的儿子十六号被日兵拖去了,他本在一百号看房子,大约他出来到此处来,在路上拖去的。魏司夫〔师傅〕也未回来。外面的房子不是空就是烧,日兵烧房当玩意,他们也怕冷,先拿里面家具烧起来烤火,要走就走,火若燃上房子就烧了,有时放些死人在内再燃火烧房子。

12月20日,今日又来了许多难民,二百号三楼也睡满了。他们想这里有宪兵保护,其实宪兵还是将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么地方。

——选自《程瑞芳日记》

又一个美好的秋日,有温暖的阳光。那位年轻的花匠把他的菊花放在中央楼前面。今年的菊花虽不像往常那样大,但仍然十分美丽。

他们说,今天日本臣民们庆祝天皇的生日。今晚至少有2个小时——6时~8时,最美丽的烟花将绽放在市中心及邻近地区的上空,我不敢想它们花了多少钱。

实验科女生的反应,就是整个国家对目前日本入侵的反应的一个缩影,有无知麻木的欢乐,有阴沉沉的冷漠,也有人拒绝观看,我甚至听到啜泣声。

——选自《程瑞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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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南京曾经遭遇如此人神共愤的暴行,但是南京大屠杀并没有像纳粹屠杀犹太人或广岛核爆那样被全世界记住,因为施害者和受害者长期保持沉默。国际社会也对此置若罔闻,不管不顾,和西方人对卢旺达暴行的反应有着可怕的相似。

西方人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便不得不提张纯如女士。她的一部《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广泛地向西方民众介绍了这段被遗忘、被漠视的历史。张纯如的这部书是第一部全部深入叙说南京大残杀的英语作品。

而我们每个中国人更应该正视这段历史,铭记这段历史。正视历史,不是让仇恨加深,让伤痛持续,而是一种不可忘却的警示。警示你我脆弱的人性。警示战争对每个生命个体的残酷。

我们纵使选择原谅当年的暴行,依然不能忘却曾经的历史。我们不愿意仇恨萦绕,却不愿惨剧重演。

面对残酷的历史现实,我们必须要警惕,警惕那孕育、激发和释放人性之恶的机制,我们必须铭记、赞颂和抒发在重大道德危机中那些坚毅而光辉的人性之善良。

地狱里最炽热之处,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保持中立的人。——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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